天启四年(1624)六月,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,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。

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,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,从排除异己、陷害忠良、图谋不轨、杀害无辜,可谓世间万象,无所不包,且真实可信,字字见血。

由此看来,魏忠贤确实是人才,短短几年里,跨行业、跨品种,坏事干得面面俱到,着实不易。

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,与其说是反击,不如说是愤怒,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,此时的朝廷,从内阁到六部,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。按照常理,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,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,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。

杨涟虽然正直,却并非没有心眼,为了应对不利局面,他想出了两个办法。他写完这封奏疏后,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,而是随身携带,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。

因为在这一天,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,那时,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,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。

在清晨的薄雾中,杨涟怀揣着奏疏,前去上朝,此时除极个别人外,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。然而,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,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:皇帝下令,今天不办公(免朝)。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,杨涟明白,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。只能明天再来了。

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,却突然改变了主意。杨涟走到了会极门,按照惯例,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。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,杨涟已然确定,不久之后,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。

之所以作此选择,是因为他别无选择。

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,他知道,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,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,万一事情曝光,以魏公公的品行,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,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不能再等了,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,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,都不能再等了。第一个办法失败了,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,直接上疏。事实上,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。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,但不知是怎么告的,因为他不识字。所以,他找人读给他听。但当这位无恶不作、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,便打断了朗读,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,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。魏忠贤害怕了,这位不可一世、手握大权的魏公公,竟然害怕了。

据史料的记载,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,两手不由自主地颤抖,并且半天沉默不语。

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,被骂得狗血淋头、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。现在他掌握了内阁,掌握了六部,甚至还掌握了特务,他一度以为,天下再无敌手。

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,他才明白,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、身无长物,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,深入骨髓地畏惧。

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,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: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!

奏疏倒还好说,魏公公一句话,说压就压了,反正皇帝也不管,但问题是,杨涟是左副都御史,朝廷高级官员,只要皇帝上朝,他就能够见到皇帝,揭露所有一切。怎么办呢?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,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:不让皇帝上朝。

在接下来的三天里,皇帝都没有上朝。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儿蠢,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,到第四天,就不干了,偏要去上朝。魏忠贤头疼不已,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,不让他去又不行,迫于无奈,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,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,到大殿转了一圈,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此外,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,不允许任何人发言。总之,他的对策是,先避风头,把这件事压下去,以后再跟杨涟算账。

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,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,事情的发展,早在他意料之中。

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,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,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。

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,但让他惊奇的是,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,没过几天,朝廷上下,除了皇帝没看过,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,还有个把缺心眼的,把词编成了歌,四处去唱,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。

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,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,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,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,并在短短几天之内,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。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,看到这封奏疏后,欢呼雀跃,连书都不读了,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,抄到手软,并广泛散发。吃过魏公公苦头的劳苦大众自不用说,大家一拥而上,反复传抄,当众朗诵,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,据说最风光的时候,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。

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知情的人之一,此时自然不甘人后,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疏,斥责魏忠贤,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,也来凑了把热闹。于是几天之内,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,堆积如山,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。

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,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,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,一些人纷纷倒戈,掉头就骂魏公公,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。

而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,也如同那滔滔江水,延绵不绝,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,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,到了这个地步,事情已经瞒不住了。

杨涟没有想到,自己的义愤之举,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,在他看来,照此形势发展,大事必成,忠贤必死。

然而有一个人,不同意杨涟的看法。

在写奏疏之前,为保证一击必中,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,如赵南星、左光斗通过气,但有一个人,他没有通知,这个人是叶向高。

自始至终,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,且身居首辅,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,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,偏不买他的账。

因为叶向高曾不止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:对付魏忠贤,是不能硬来的。

叶向高认为,魏忠贤根基深厚,身居高位,且内有奶妈(客氏),外有特务(东厂),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,是无法扳倒的。杨涟认为,叶向高的言论,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。

魏忠贤再强大,也不过是个太监,他手下的那帮人,无非是乌合之众。只要能够集中力量,击倒魏忠贤,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,维持社会秩序、世界和平。

更何况,自古以来,邪不胜正。邪恶是必定失败的,基于这一基本判断,杨涟相信,自己是正确的,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。

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,邪不胜正是靠谱的,但杨涟不明白,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——时间。

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,除去超人、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,邪是经常胜正的,所谓好人、善人、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,比如于谦、岳飞等,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。

只有岁月的沧桑,才能淘尽一切污浊,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,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,历千年而不灭。

逆转

杨涟,下一个殉道者。很不幸,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,却是对的,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,要干掉魏忠贤,是毫无胜算的。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的,不是奶妈,也不是特务,而是皇帝。

杨涟并不傻,他知道大臣靠不住,太监靠不住,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,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,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。

可惜,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,是靠不住的。自有皇帝以来,牛皇帝有之,熊皇帝有之,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,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:他是个木匠。

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,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,他经常摆弄宫里的建筑,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,宫里经常搞工程,工程的设计单位、施工、监理、检验,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。

更为奇特的是,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,修好了,就拆,拆完了,再修,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。总之,搞来搞去,只为图个乐。

这是大工程,小玩意儿天启同志也搞过。据史料记载,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,有山有水有人,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,还能动起来,纯手工制作,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为检验自己的实力,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,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,合人民币几十万元,要换在今天,这兄弟就不干皇帝,也早发了。

可是,他偏偏就是皇帝。

大明有无数木匠,但只有一个皇帝,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,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,都是彻底地抓瞎。

当然,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,从来不管政务,不懂政治,那也是不对的。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,也不看文件,不理朝廷,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。

比如魏公公,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,就爱干木匠,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,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儿的时候去,朱木匠自然不高兴,把手一挥: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?

这句话在手,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,任意妄为。

但在这句话后,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:好好干,莫欺我!

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,你不要骗我,但隐含意思是,我知道,你可能会骗我。事实上,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,木匠多少还知道点儿,但在他看来,无论这人多好,只要对他坏,就是坏人;无论这人多坏,只要对他好,就是好人。基于这一观点,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,就算不信任他,也没有必要干掉他。

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,才认定,单凭这封奏疏,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。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,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:“清君侧者必有内援,杨公有乎?”

这意思是,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,必须要有内应,当然没内应也行,像当年猛人朱棣,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,一直打到京城,想杀谁杀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