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告诉我们,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,众位头领人多势众,从九月被围时起,就开始突围,突了两个月,也没突出去。

到十一月,连他们自己都认定,完蛋的日子不远了。

当时已是冬季,天气非常冷,几万人被围在里面,没吃没喝,没进没退,打也打不过,跑也跑不掉。

然而不要紧,还有压箱底的绝技,只要使出此招,强敌即可灰飞烟灭——投降。

当然了,投降是暂时的,先投降,放下武器,等出了圈,拿起武器,咱再接着干。

但你要知道,投降也是有难度的。

为顺利投降,他们凑了很多钱,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,向他行贿。

没有办法,因为你要投降,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。为了共同的目标,适当搞搞关系,也是应该的。

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,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,总兵应该是很富的,事实上,这句话倒过来说,也还恰当,比如后来的张献忠,在谷城投降后,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,上到大学士、下到知县,都收过他的钱。

人不认人,钱认人,这个道理,很通用。

问题在于,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,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?

这是一个关键问题,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,诸位头领的脑袋,是很好使的。

只能行贿王朴,没有别的选择。

因为王朴同志,是京城来的。

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,他是最单纯的、最没见过世面。

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,见惯大场面,但西北的场面,实在是没有见过,而在这群头领面前,他也实在比较单纯。

他知道,打仗有两种结果,投降就投降,不投降就打死,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——假投降。

他也不知道,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,都有投降的经历,且人均好几次,某些层次高点儿的,如张献忠,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。

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,也有点儿不单纯,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,他还算比较地道,收钱就办事。

崇祯六年(1634)十一月十八日,首领们派了代表,去找王朴(钱已经送过了),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,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(当然,主要是你们),立地成佛。

王朴非常高兴,他的打算是完美的,受降,自己发点儿财,还能立功受奖,善莫大焉。

他随即下令,接受投降,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,交出武器。

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,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。

但既然投降了,就是内部矛盾了,没必要兴师动众,可以原地休息,要相信同志。

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,那也不对,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,必须全部缴械投降。

不用十天,四天就够了。

二十四日,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,冲出了包围圈。

大祸就此酿成。

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,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,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,很是逍遥了几天。

也就几天。

十二月三日,左良玉就追来了。

包围圈被破后,崇祯极为恼火,据说连桌子都踹了,当即下令处罚王朴,并严令各部追击。

左良玉跑得最快。

之所以最快,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,只是按照行政划分,河南是他的防区,如果闹起来,他是要背黑锅的。

摆在面前的局势,是非常麻烦的,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,遍地开花,压根儿没法收拾。

左良玉收拾了,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——只用了二十天。

实践证明,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,他率领几千士兵,连续出击,在信阳、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,肃清了所有民军,从头至尾,二十天。

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,除了黑锅的压力,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,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:他所肃清的,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,那些头领的主力,已经跑了。

跑到湖广了,具体地点,是湖广的郧阳(今湖北郧阳)。

我认为,他们跑到这个地方,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

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,陕西是不能去的,洪承畴在那里蹲着,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,去了也没前途。

山西也不能去,虽说曹文诏调走了,但几年来,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,到了山西地界,就开始发憷,不到万不得已,也不要去。

那就去湖广吧。

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,且去的时候,随身带着几万人。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,因为郧阳属于山区,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,也没什么兵,这回大发了,一来,就来几万人,且都是闹事的,各州各县接连失陷,完全没办法,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,说敌人太多,我反正是没办法了,伸长脖子,等着您给一刀。

这段日子,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,是比较滋润的,没有洪承畴,没有曹文诏,没有左良玉,在他们看来,郧阳是山区,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,自然放心大胆。

这个看法是错误的。

事实上,这里是有猛人的,第四个猛人。

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,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,他要不闹,估计这人还出不来。

但值得庆幸的是,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,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。

具体跑到哪里,就不知道了,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,看准了就打一把,其余头领也差不离,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,连四川也未能幸免。

事情闹到这个地步,只能用狠招了。

崇祯七年,崇祯正式下令,设置一个新职务。

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,就此登场。

在此之前,明代最大的地方官,就是袁崇焕,他当蓟辽督师时,能管五个地区。

光荣的纪录被打破了,因为这个新职位,能管五个省。

这个职务,在历史中的称谓,叫做五省总督,包括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,权力极大,也没什么管辖范围,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,都归他管。

职位有了,还要有人来当,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,能当这个职务的,只有两个选择:A.洪承畴,B.曹文诏。

答案是C,两者皆不是。

任职者,叫做陈奇瑜。

陈奇瑜,万历四十四年进士,历任都察院御史、给事中,后外放陕西任职。

在陕西,他的职务是右参政,而左参政,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。

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,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。

就资历而言,他跟洪承畴差不多,而且进步也慢点儿,崇祯四年的时候,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,他直到一年后,才干到延绥巡抚,给洪承畴打工。

就战绩而言,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。

无论如何,都不应该是他,但无论如何,偏就是他了。

所以对于这个任命,许多人都有异议,认定陈奇瑜有背景,走了后门。

但事实上,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。

崇祯五年的时候,由于民军进入山西,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,陕西基本是没人管,兵力极少。

兵力虽少,民变却不少,据统计,陕西的民军,至少有三万多人。

这三万多人,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,而他的手下,只有两千多人。

一年后,这三万多人都没了——全打光了。

因为陈奇瑜,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。

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,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——统筹。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,善于谋划、组织,而当时的民军,只能到处流窜,基本无组织,有组织打无组织,一打一个准。

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,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,从给洪总督打工,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。

对于领导的提拔,陈奇瑜是很感动的,也很卖力,准备收拾烂摊子。

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,基本上,已经算是烂到底了,没法收拾。

陈奇瑜到任后,第一个命令,是开会。

各省的总督、总兵,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,都叫来了。

然后就是分配任务,你去哪里,打谁,他去哪里,打谁,打好了,如何如何,打不好,如何如何,一五一十都讲明白,完事了,散会。

散会后,就开打。

崇祯七年(1634)二月,陈奇瑜上任,干了四个月,打了二十三仗。

全部获胜。

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,所谓胜利,是可以算出来的。

多算胜,少算不胜,而况于无算乎?

——《孙子兵法》

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,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,而在于,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。

打多少仗,杀多少人,都不是最终目的,最终的目的是,再打一仗,把所有人都杀光。

而要实现这个目标,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,都赶到一个地方,并在那里,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。

他选中的这个地方,叫做车厢峡。

车厢峡谷

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,长几十里,据说原先曾被当做栈道,地势极为险要。

所谓险要,不是易守难攻,而是易攻难守。

此地被群山环绕,通道极其狭窄,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,往下扔石头,一扔一个准。

更要命的是,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,只有一个进口,一个出口,没有其他小路,从出口走到进口,要好几天。这就意味着,如果你进了里面,要么回头,要么一条路走到黑,没有中场休息。

几万民军,就进了这条路。

这几万民军,是民军的主力,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。

为什么走这条路,没有解释,反正进去之后,苦头就大了去了。

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,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,往下射箭、扔石头,没事还放把火玩,玩了十几天,彻底把民军玩残了。

想跑是跑不掉的,想打也打不着,众头领毫无办法,全军覆没就在眼前,实在熬不住了。

使用撒手锏的时候到了。

我说过,他们的撒手锏,就是投降,准确地说,是诈降。

没条件,谁投降啊?

——春节晚会某小品

很有道理,很现实,但在这里,应该加上两个字:

没条件,谁让你投降啊?

所以在投降之前,必须先送钱,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。

于是头领们凑了点儿钱,送给了陈奇瑜。

然而,陈奇瑜没有收。

崇祯没看错人,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,他没有收钱。麻烦了,不收钱,我们怎么安心投降,不,是诈降呢?

但事实证明,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,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,百试不爽的绝招——买通左右。

陈奇瑜觉悟很高,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,收了钱后,就开始猛劝,说敌人愿意投降,就让他们投降,何乐而不为?

陈奇瑜没有同意。

陈奇瑜并不是王朴,事实上,他对这帮头领,那是相当了解,原先当延绥巡抚时,都是老朋友,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,所以没怎么信。

我之前曾经说过,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。

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,就是非猛人。

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,有一个致命的弱点。

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,有人曾说,他之所以输,是因为缺少一个人——贝尔蒂埃。

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,原先是测绘员,此人极善策划,参谋能力极强,但凡打仗,只要他在,基本都打赢了,当时,他不在滑铁卢。

但最后,有人补充了一句:

如果只有他(贝尔蒂埃)在,但凡打仗,基本都是要输的。

陈奇瑜的弱点,就是参谋。

和贝尔蒂埃一样,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,他很会参谋,很能参谋,然而参来参去,把自己弄残了。

军队之中,可以没有参谋,不能没有司令,因为在战场上,最关键的素质,不是参谋,而是决断。

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,不会决断。

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,他妥协了。

陈奇瑜接受了投降,在他的安排下,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。

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,既要他们投降,又不能让他们诈降,要找人看着,但如果人太多,会引起对方疑虑,为了两全其美,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:每一百降军,找一个人看着,监督行动。

找一个人,看一百个人。想出这个法子,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。

跟上次不同,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,很有工作效率,走出车厢峡,到了开阔地,连安抚金都没拿,反了。

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。

事情到这里,就算是彻底扯淡了,崇祯极为愤怒,朝廷极为震惊,陈奇瑜极为内疚,最终罢官了事。

了事?那是没可能的。

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,四处出战,河南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、山西,烽烟四起。

估计是历经考验,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,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,原本是被追着跑,现在个把能打的,都敢追着官兵跑。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,原本是去打李自成,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,还围了起来,足足四十多天,断其粮食劝他投降,搞得贺总兵差点儿去啃树皮,差点没撑过来。

到崇祯八年(1635),中原和西北,基本是全乱了,这么下去,不用等清兵入关,大明可以直接关门。

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,随即派出了王牌——洪承畴。

在当时,能干这活的,也就洪承畴了,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,手狠且心黑,对于当前时局,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——杀。

杀光了,就没事了。

就任五省总督之后,他开始组织围剿,卓有成效,短短几个月,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,各地民变纷纷平息。

接下来的程序,应该是类似的,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,被包围,然后被逼无奈,被迫诈降。

所谓事不过三,玩了朝廷两把,就够意思了,再玩第三把,是不可能的。

洪承畴已经磨好刀,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,这一次,他不会让历史重演。

是的,历史是不会重演的。

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,算是空前规模,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,就有上百人,张献忠、李自成、高迎祥、罗汝才、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,都在其中。民军的总人数,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。

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,崇祯也下了血本,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,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、曹文诏的关宁铁骑、洪承畴的洪兵,总而言之,全国的特种部队,基本全部到齐。